社会评价
李智华:向浮世注入希望的必然性——刘峰和《理性与艰难》

时间:2019-5-20 12:23:04 阅读量:

向浮世注入希望的必然性

——刘峰和《理性与艰难》

 

刘峰律师的《理性与艰难》历时三载终于面世,对于这样一本由法律人士撰写的既包含法律实践原理,又强烈观照社会现实,寻求对人与社会实践的本质性阐释的著作,我是欣喜万分的。但是我不打算在这里对《理性与艰难》做概括性介绍,原因有三个,第一是本书的主题非常明朗,结构清晰,不论你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人士,几乎可以从独立的章节和单个案例理解他的主旨,甚至受益匪浅。第二是著者的语言具有演讲的节奏和感染力,阅读起来明白流畅,有美的享受。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认为以自己的知识结构还无法整体把握他的思想。所以在这里,我着重谈本书基于法律又超越法律范畴的思想价值。

 

深刻与深情

本书出版,以及我对它作细读的时间,恰跨越新年。时间与之裹挟的存在者,总在回首中显得意味深长。旧岁新禧虽是人的自我设定,却非徒为荒凉的生命增添仪式感。在自安于虚无者看来,今日明日可能只是生命之河均质的流动,人们不过自使其认真地戳破每一个梦幻泡影。其实,此时此地的艰难苦恨并非不多,此身此心的孤单疲惫亦是真切,但大多数人习惯于沉默隐匿,顺从自然倾向在世间开出的恶之花,带着一丝无奈安度此生。如此,即使无人有意作恶,这浮世的结局也将同索多玛一般。

幸而,总有一些不能由功利计算捕捉的想法在人的头脑里生成,鼓励他们去做一些看似徒劳的事情,一点一点敲打这个光滑而冰冷世界,刘峰和他的《理性与艰难》正是这种异样的存在。《理性与艰难》首先是他对自身职业反思的结果,继而通过职业的窗口观察他所处的当下,他的目光照入熙熙攘攘的人群,力图透过荒诞的现实、虚无的心灵,握住客观普遍的价值。用他的话说就是:通过个案推动理性实践,影响案件的参与者,进而影响和改造社会,也就成了律师最深刻的社会使命。(本书第44页)无论这本书在浩瀚书海中的命运几何,我认为,至少它把刘峰前一阶段职业生涯的种种遭遇进行了具有思想高度的系统阐释,借助康德的思想,他铸造了坚固的盾和锋利的投枪,义无反顾地向各种非理性和反理性言行宣战,从批判对律师职业的误读,到揭示这些误读背后的缺乏规则意识、功利主义当道,我看到了刘峰的锐利和深刻。

古希腊哲人称,哲学起源于惊讶,生存的经验促使他们对自然与生命的起源及本质进行了伟大的探索。同样,中国的先秦诸子、印度的乔达摩·释达多也在相近时期,对纷乱繁复的社会人生作出了不尽相同却异曲同工的思考。在人类文明尚未充分互通的年代,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了人类精神具有共性。哲学的本质是爱智慧、追求智慧,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哲学思考起源于一种基本的情绪——人对其生命体验的珍视,对促成体验之环境的关注。由此可见,刘峰不满足对职业和生活的经验性解答,力求把支离破碎、矛盾丛生的现象统一到某种本体中,这完全是哲学的探索。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泛滥的情况下,刘峰执着的背后,是对自然人所具有的谜一样的本质的珍惜与自豪,这就是人的尊严。

 

理性的光辉

刘峰在本书自序中写道:建立我的辩护学体系,并不是闲暇之余的职业玩味,而是出于一种现实艰难。……世间没有任何一种学问是孤立的。当他从法庭表现研究开始,思考辩护是什么、律师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就决定了他将一步步的深入到人是什么的思考当中。最终他从康德的思想得到启发,认为人的本质是道德的存在,这个观点直接引出自由意志为自己立法等命题。康德哲学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主观能动性决定了自由选择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也决定了人易于陷入各种误用理性的产生幻相及其实践后果等等,刘峰敏锐而熟练地掌握了这些思想,构建了他的法哲学体系,尤其体现在第三章以理服人的职业,阐述律师的职业属性,第五章为自己立法解析法庭上各种主体关系。以上可见刘峰对康德哲学的热忱,也可发现他的知识面之广。

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技术结构源自近代现西方思想,刘峰努力攀登上这个思想的高峰,因此具有了卓越的见识。他说:其实原理上倒没有那么复杂,古今坐标、普世范本、高墙巨砖、大柱石础,在200年前的西方已经有无数的大师傅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现在要做的,不过是在保全自我的前提下,跟随那些启蒙思想家们的脚步,拯救自我,拯救这个时代的精神。(本书第92页)

自康德以降,沿着他开辟的道路孜孜不倦地探寻人类精神本质的哲人不胜枚举,费希特、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马克思、陀思妥耶夫斯基、舍斯托夫、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福柯、德里达……其答案虽然千差万别,无论弘扬人的理性,还是诉诸于意志和欲望,但共通之处在于,他们直面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困境,力图使人从外在的和内在的桎梏下解放——实现自由。如果一定要贴上标签,刘峰践行的是理性主义的道路。

如今常用的辩证法正是来自康德,康德提供了一套精深的理论:即所有知识以经验为基础,由主体的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结合,产生了主体可认识的现象;这些现象受因果律限制,是有限的,把这些知识运用到主体行为(道德),则与理性自身的无限性相矛盾,于是产生了人是自由还是不自由这一类矛盾命题。此处的“理性”,完全不同于日常生活中与感性、情感、情绪对立的“理智”,这些属于社会活动中的各种精确算计,刘峰称之为“工具理性”。

在本书中,他循序渐进地为“理性”赋予了“规则意识”、“对法则的敬畏”、“自由意志”、“为自己立法”、“道德”等丰富内涵。在上述哲理基础上,刘峰把法庭辩论乃至社会交往的方法、技巧,放在以理性实践概括的职业理念坐标内衡量,使之在严谨的思想体系中得到定位。于是,他一方面似乎语出惊人,比如律师就是一个以理性对抗非理性和反理性从而实现理性价值的职业自己是客体把自己降为零,一方面你又不得不佩服他在这些格言式的观点背后展示的强大逻辑力量。他对各种的现象分析,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了先验哲学的模态和范畴,从现象界二律悖反的必然性去理解一系列看似矛盾无解的现实难题。比如在法庭辩论时,辩护律师与检察官的关系是对手,更是帮手和战友,他说:“战场和战斗的本质,是不顾一切地夺取。但实际上,不管是何种案件,那一项职业活动,我们能夺取的东西都是很有限度的。因为真正的对错,谁也夺不去”(本书第60页)。目光何其敏锐,内心何其清澈!即使仅从实效看,这也是明智的举措。但其真正的意义在于,这是不以结果输出为导向、对现实功利具有超越性的理念及其引导的行动。稍一纵览历史或回顾自身,便知人间的万千纠结与争斗,莫不出自受困于认知的有限性。当我们把主体放置在超越因果律支配的知识之上,矛盾确实在更高层次上获得了统一。

 

实践的艰难

最近几年,不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动荡的叙利亚,不论是无神论还是极端宗教盛行地区,全球各处似乎陷入了不可名状的混乱和危机,不断有人以两次世界大战前夕的风雨飘摇景象比况,发出警告。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通过宏观数据统计分析,更形象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代的真切忧虑。一是通过持续增长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方法并不经常有效,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则重演了以往数千年解决生存竞争问题的老方法;二战后的黄金三十年取得的全球高增长率已经持续下降至今,若从两千年的长时段观察,全球平均增长率达到1%实属不易。二是资本收益率的增长永远高于劳动收益率,历史经验是唯有战争、瘟疫、饥荒可以把不合理的分配推到重来,从中国到美国,目前二者的差距达到了自1980年以来最大值,占领华尔街运动、融资融券爆仓均是通过资本疯狂攫取收益的不同表现。通过赘述这个背景,我们对当下经济转型之痛、社会矛盾丛生的情况更了然于胸。这些问题绝非简单的“自私人性”,或者“万恶制度”可以解释,也不是消灭私欲、幻想推倒制度并重建可以解决。

借鉴康德的中肯态度,相信一切问题的出现都必然基于人的物质性存在与主体性幻相双重原因,同时把握住主体能动性这一关键,这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应有态度。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必然明白,每一个可能经验都将是独特的,也就是每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独特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所以,即便我们掌握原理,依然要鼓起勇气面对艰难的实践。仅从《理性与艰难》这个书名,我相信刘峰对此有充分认识。他写道:“律师对公权力的监督,若只是表现为提醒,呼唤影响和启蒙,困难并不会太大,但效果也同样不会太好。……若表现为一种对抗和斗争,比如投诉、控告、举报,则困难重重,而且随时可能遭遇打击报复。对律师作为公权力的监督者的属性,对理性世界而言,荆棘密布,甚至日暮途穷。……”(本书第50页)

在职业理念的支持下,刘峰没有放弃他的启蒙努力,也没有一厢情愿地“呼唤”,更不会陷入幻相中与风车作战,他“提出了说服价值论和沟通方法论等概念,作为实践操作指引。所谓的说服价值论,指的是律师应该将自身的职业实践的价值定位为说服,以说服为追求。而不能超出说服范畴搞对抗、对立。所谓的沟通方法论,指的是应以沟通作为实现说服的主要方法、方式。”(本书第51页)刘峰遭遇的艰难满书皆是,从第一章列举的职业误读中,我已经可以体会到,在中国刑事案“抓必诉,讼必判,判必维持”的司法实践中,辩护律师的空间确实极为有限,而当事人在该现实中产生的对关系迷信、对律师不当期待,又是另一种对律师的挑战。面对如此种种困境,刘峰律师运用的“说服价值论和沟通方法论”也处处可见,尤其体现在第五章的“表达与对峙”、第八章的“凌厉的形态”等叙述中。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刘峰的语言生动有感染力,大家自行阅读便可。

 

深爱和希望

对于康德的理性主义能否阐释人的本质,解决人的生存困境,自然有不少异见者和反对者。比如稍晚于他,声称忠于他思想的费希特,大大地扩展了“知识”的范围,把一切情感也纳入其中。18541月,在康德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到靠近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小镇服兵役,获准阅读和写作,他写信给哥哥请求邮寄书籍,开列的书单里面包括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自此,他开始嘲笑理性,借地下室人的口说:“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

关于存在,关于人,关于价值,究竟应该采取一元论、二元论还是多元论,其间或许牵涉了陈述者的个体经验对权威与反权威、专制与民主等等心里暗示和现实映射,争论从未休止。在世间,无论巷陌里头的市民争执,抑或学院宗派之间的争论,对对方观点的不屑和反驳,往往出于概念的理解差异。问题在于,一般人不愿意深入了解对方的概念,毕竟在知识的长期积累后,梳理概念体系是繁重的任务。对此,可以借鉴在分析哲学的“语义上行”方法,即不讨论这个概念本身,而去看它的所指。这不失为一个切入陌生思想的捷径。

我不是一元论的崇拜者,比如很多人对康德的感性和知行、现象和物自体的二元论感到不舒服,觉得黑格尔通过理念的运动实现了统一就好得多。对此,我计划围绕《纯粹理性批判》关于“图型”的章节来阐释,在探索未知时二元论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存在的事实面前,多元论是克制、公允地行动的前提。但是,我也不是二元论和多元论者,我关注的只是价值的最终可通约性。因此,采用语义上行的方法,我把康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放置在同一种情境当中,我发现了他们的共性比陀翁以为的差异要多得多。试看两人以下的话:

康德:1764年下半年为《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观察》所写的“评注”——

“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些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长老和女地主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对话——

“无疑地是可怕。但是这种事情无法证明,却可以确信。”(长老)

“根据什么?靠什么?”(女地主)

“靠积极地爱的经验。您应该积极地,不倦地努力去爱您周围的人,您能在爱里做出几分成绩,就能对于上帝的存在和您的灵魂的不死获得几分信仰。如果您对于邻人的爱能达到完全克己的境地,那就一定可以得到坚定的信仰,任何疑惑都不能进入您的灵魂里去。这是累试不爽的,也是确凿不移的。”

 

上帝为什么不能证明,却可以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明示的理由,康德早已说出来:上帝不是知识的对象,却是实践的结果。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是客观普遍的,因而是必然性的存在。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看到康德的第一批判,所以没有完全理解康德的思想,但他极为生动地丰富了康德开辟的实践领域。我当然不相信通过“爱”可以发电,我们从自然取得的生存资源,必须遵循自然因果规律,以人工智能的“算法”为代表的技术正是这种支配物质世界、进而影响精神的力量。然而,当人工智能应用卷积神经系统进行深度学习,不需要编制每一种具体活动程序的技术日益成熟,逐步取代越来越多的自然人活动,甚至赫拉利在《未来简史》里把人的生命和精神也还原为“算法”,自然人与未来机器人差别究竟在哪里?我以为这种差别正是人的本质所在。即使人是“算法”的集成,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与击败围棋顶尖高手的机器不同之处在于,他有一种不以“胜率”计算为依归的自由。这种自由,也是爱的条件。然而,我们要真切体认到这种自由,必须先行进入爱的实践当中。我想,刘峰在“卷外话”当中流露的爱,不仅是对本书源于“惊讶”的回应,更是充盈在他实践中最丰厚、虽磅礴的动力。

那么,最后我再借用陀翁的一句话,献给我喜爱的康德,送给我尊敬的刘峰律师和无数素不相识的、直面人生的勇士——


积极的爱和幻想的爱相比,原是一件冷酷和令人生畏的事。幻想的爱急于求成,渴望很快得到圆满的功绩,并引起众人的注视。有时甚至肯于牺牲性命,只求不必旷日持久,而能象演戏那样轻易实现,并且引起大家的喝采。至于积极的爱,——那是一种工作和耐心,对于某些人也许是整整一门科学。

--《卡拉马佐夫兄弟》

 

 

李智华

201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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